一封书信，两番回应，三方观点，引发多方讨论
高招何时有“高招”(文化博客)
博主：赵婀娜(本报记者)
近日，一场有关招生体制改革的讨论经由一封信，再度喧哗四起。
11月5日，北大11位知名教授联名致信北大校长，剑指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招生体制。信中陈述了现行招生体制的种种弊端，担忧之心与焦虑之情溢于言表，“我们认为，至少在北大，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。”
11月8日，北大校长周其凤对该信予以回应，并将该信公开于北大校园网，供全校师生提出意见、参与讨论。但周校长同时指出，“招生改革事关重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恐自己一人考虑有所不周。
11月9日，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该信给出回应，强调“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关系重大，必须要在认真研究、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北大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，稳步、审慎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。”
一封信，两番回应，三方观点，引发多方讨论。
周校长的坦诚回应、北京大学让话题在公共空间中探讨的气度，令人赞赏。这势必将成为教育改革良性互动的可喜一步;但是，从教授们洋洋洒洒的信中，指出弊端、提出问题凿凿，破解难题、提出办法寥寥，到周校长话语中的些许无奈，再到北大招办回应用词的慎之又慎，不禁有感：招生体制改革，不是简单的一封信、一位高校校长和一个招生办所能完成的。
其实，教授们在信中所提的“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”的招生选拔方式，已经在一些学校进行着探索。我们也看到，教育部在政策上也给予了宽松的空间，对个别优秀的考生，可以给予适当的降分录取。一些学校也尝试着将高考招生环节前移，将考生在中学时多方面的评价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但是，我们看到，这些尝试总是几经讨论、谨慎再谨慎地缓慢推进。其原因是高考制度改革的每一小步，都涉及诚信环境的土壤、监督机制的配套、政策环节之间的衔接。在高考依然为“改变命运”重要途径的今天，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相对有限的今天，高考改革的每一步，都不能错，不应错，不该错。
无论如何，当一项制度，越来越受关注，越来越受重视，再辅以科学论证、多方参与，未来，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
